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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彭巳丁回答道：

    “从已发现的史料来看，在西方世界，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巴比伦。年代最早的军国星占学文献属于古巴比伦王朝时期，约公元前1830～前1531年，内容是据天象以预占年成好坏的；同一时期一份金星伏现表中也有星占预言。

    而到亚述帝国时期，公元前1530～前612 年，已出现被现代学者习称为《征兆结集》的大型星占文献。

    生辰星占学出现得稍晚一些，这类文献在波斯入侵时期，公元前539～前331 年，已见使用，但专家们相信它们发端于新巴比伦王朝时期，即公元前611 ～前540 年，后来以‘迦勒底星占学’（Chaldaean astrology ）之名盛称于世，以至于在西方语言中，‘迦勒底人’成了‘星占家’、‘预言者’、‘先知’的代名词。

    接着，这两种星占学类型就从巴比伦向周围扩散开来。

    另外，很可能还在亚历山大大帝开始他的远征（公元前334 年）之前，军国星占学就传入了埃及。随后，波斯本土、巴比伦、埃及等地在转瞬之间都成了亚历山大所率希腊大军的征服地，开始了‘希腊化时代’。

    多半是希腊人为埃及带来了巴比伦的生辰星占学，现今在埃及墓室室壁及纸草书中发现的许多星占文献，包括算命天宫图，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    ‘希腊化时代’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星占学传播，当数生辰星占学之输入希腊。这种‘迦勒底星占学’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名为贝罗索斯（Berossus）的人在公元前280 年前后引入希腊的，此后就成为欧洲星占学的主流，经过罗马帝国和中世纪，直至文艺复兴，一直盛行不衰。

    我国星占学的历史线索与西方世界有很大不同。我国古代的星占学历史很早，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就有了，比西方早多了，但大致在战国秦汉之际定型之后，就几乎不再变化。

    而庞大完备的军国星占学体系则在我国至少保持并运作了两千年，对古代的政治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起着现代人难以想像的作用。

    由于我国古代禁止在民间研究学习星占，预卜个人穷通祸福这一功能的生辰星占学，只有演变为由八字算命来完成。其实紫微斗数等生辰星象学与八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，都要考虑人出生时刻这一时间起算点，而且一些门派的四柱八字中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星象学概念。”

    李昭利一听彭巳丁细细阐述东西方星占学，似乎茅塞顿开，猛一拍大腿，说道：

    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！你可不可以用东方的星占学给我推推运势？”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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